扣除价格因素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有各年间价格变动因素，而不能确切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为此必须消除价格变动因素，使之可比，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动态。扣除价格因素的办法，是利用可比价格进行不同年份间价值指标的对比。当年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由于有各年间价格变动因素，不能确切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情况。扣除价格因素就是消除各年间价格变动的影响，使之更为可比。

中文名：扣除价格因素

特点：真实反映经济动向

扣除价格因素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有各年间价格变动因素，而不能确切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为此必须消除价格变动因素，使之可比，才能真实反映经济发展动态。扣除价格因素的办法，是利用可比价格进行不同年份间价值指标的对比。当年价格计算的价格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由于有各年间价格变动因素，不能确切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情况。扣除价格因素就是消除各年间价格变动的影响，使之更为可比。

扣除价格因素的方法有两种：

（1）利用可比价格进行不同年份间价值指标的对比，即价值指标统一按相同的价格计算。

（2）价格指数缩减法，指用当年价格计算的价值指标直接对比后再扣除相应的价格指数。

如：河南省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93.62元，1996年为3755.44元，则1997年为1996年的发展速度；4093.62/3755.44 x 100% =109.0%。同期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为102.4%，则199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发展速度：109.0%/102.4＝106.4%，即实际增长6.4%。

值得注意的是扣除价格因素并非用某一指标的增减幅度去减（物价总水平上升）或加（物价总水平下降）物价总水平的增减幅度，而是用其发展速度去除以价格指数。例如，1997年，某省费品零售总额的现价发展速度为111.1%，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2.9%，则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11.1/102.9-1）×100%＝8.0%，而不是8.2%。1998年，某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07.1%，零售物价总指数为97.7%，则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07.1/97.7-1）×100%＝9.6%。从现价看，1998年某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低于1997年4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后，1998年实际增长幅度还比1997年高1.6个百分点。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以货币表现的指标，在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对比时，因为包含各年间价格变动的因素，不能确切地反映实物量的增减变动，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因素后，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动态。因此，在计算增长速度时，一般都使用可比价格计算。如：我们要计算1994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因为用当年价格表示的1994年、1993年工业总产值存在着价格变动因素，因此不能直接用来计算增长速度，而应采用消除了价格因素后的可比价格进行计算。1994年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255.19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为3360.97亿元，1993年则分别为3327.04亿元和2849.77亿元， 如按当年价格计算，1994年比1993年增长速度为(4255.19÷3327.04-1)×100％＝27.9％， 但由于没有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故不能确切地反映工业生产实物量的增长状况，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则为（3360.97÷2849.77-1）×100％＝17.9％，这一速度就较为确切地反映出工业生产实物量的增长。

一国当年的GDP水平是以货币形式衡量的，因此会受到当年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在得到当年的GDP总量数值时，我们一般会除以当年物价水平相比于基期的一个倍数，这样得到的数值称为实际GDP，这个操作称为扣除价格因素，实际GDP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

扣除价格因素并非用某一指标的增减幅度去减（物价总水平上升）或加（物价总水平下降）物价总水平的增减幅度，而是用其发展速度去除以价格指数。

例如，1997年，某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现价发展速度为111.1%，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02.9%，则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11.1/102.9-1）×100%＝8.0%，而不是8.2%。1998年，某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07.1%，零售物价总指数为97.7%，则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应为（107.1/97.7-1）×100%＝9.6%。从现价看，1998年该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低于1997年4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后，1998年实际增长幅度还比1997年高1.6个百分点。

在计算增长速度时，一般都使用可比价格计算。如：计算1994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因为用当年价格表示的1994年、1993年工业总产值存在着价格变动因素，因此不能直接用来计算增长速度，而应采用消除了价格因素后的可比价格进行计算。1994年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255.19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格为3360.97亿元，1993年则分别为3327.04亿元和2849.77亿元， 如按当年价格计算，1994年比1993年增长速度为(4255.19÷3327.04-1)×100％＝27.9％， 但由于没有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故不能确切地反映工业生产实物量的增长状况，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则为（3360.97÷2849.77-1）×100％＝17.9％，这一速度就较为确切地反映出工业生产实物量的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国家具有重要地位。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由自由市场经济到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历程，各国均把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重要的职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通过立法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法定地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以上目标，西方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政策、对外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政策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政策手段。

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有成功也有挫折，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通过系统性的设计不同经济形势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案，来使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协调性和科学性。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体现于凯思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认为由于居民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具有递减倾向、投资预期回报率趋于下降、企业和居民偏好持有流动性较强的货币资产，因而导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宏观经济运行会交替出现收缩和扩张的周期性波动。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宏观政策来影响总需求或总供给，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经济均衡，慰平经济的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二战后，出于实际需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采纳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加大了干预经济的力度，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且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发展着并日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纵观最近2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宏观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规范式的转换，初步形成了规范的理论构架，将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等引入宏观分析，从而在使宏观经济学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国宏观经济学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构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及出台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中国宏观经济学还十分幼稚，尤其迫切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

1、为中国的通货紧缩提供理论解说。中国宏观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研究相当深入，认识也比较一致，这就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但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就比较零散而肤浅，分歧也较大。中国的经济实践迫切需要宏观经济学提出系统而深入的通货紧缩理论。

2、建立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迄今为止，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理念下构建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整个世界经济息息相关，因而其宏观经济政策也失去了独立性，往往成为多国博弈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国博弈的高度，在开放的模型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

3、构建一致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还不一致，也欠成熟，从而导致了这一领域的分歧多，简单重复劳动多。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

经济周期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可能出现的现象，它通过市场的自我完善功能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达到经济活动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率

年份 GDP 年份 GDP

1978 11.7% 1993 14.0%

19797.6% 1994 13.1%

1980 7.8% 1995 10.9%

1981 5.2% 1996 10.0%

19829.1% 1997 9.3%

1983 10.9% 1998 7.8%

1984 15.2% 1999 7.6%

1985 13.5% 2000 8.4%

1986 8.8% 2001 8.3%

1987 11.6% 2002 9.1%

1988 11.3% 2003 10.0%

1989 4.1% 2004 10.1%

1990 3.8% 2005 9.9%

1991 9.2% 2006 10.7%

1992 14.2% 2007 11.4% （表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并经过整理。）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曲线图，不难发现，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为止，中国的经济周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6年）其中，扩张期4年，收缩期4年。峰位为13.45%，谷位为7%，平均位势为9.97%，波幅为10%。

第二阶段：（1986---1991年）其中，扩张期2年，收缩期3年。峰位为11.45%，谷位为3.95%，平均位势为8%，波幅为7.8%。

第三阶段：（1991---2007年）其中，扩张期7年，收缩期9年。峰位为13%，谷位为8.4%，平均位势为10.3%，波幅为6.6%。本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为本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资本形成，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本期成为有效需求，使实际GDP接近或超过潜在GDP或供给，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在下一期或下几期就成为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使潜在GDP或潜在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扩大的产出缺口缩小，出现潜在GDP与实际GDP、总需求与总供给先后按照高速度进行增长。经济收缩的原因为国际经济波动引起的出口需求的不稳定以及由于一般商品相对过剩和高精尖产品结构性短缺等因素引起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综合看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在逐步减小，稳定性在逐渐增强。其内在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i.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断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有效的缓冲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因而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一部分经济活动中不确定量带来的波动。例如，“在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过程中，转轨型经济波动被削弱的同时，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ii. 日趋成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目标有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等五个方面,但在实际调控中，主要目标就是预防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利用“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和调节短期经济波动。

iii. 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充分应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iv. 相关结构的调整消化了过剩生产能力，淘汰了落后生产能力。例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域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的良性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会通过预期或计划产量的改变，通过投资加速原理的负向传导，而影响投资增长。”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出现两个新特点：

i. 一是波动的位势，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

ii. 二是波动的幅度，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稳化和缓和化。

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因此一旦农业发展停滞，那么不仅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发展所需的产品与要素得不到保证，而且还会影响人民的基本生活，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工业发展状况分析工业生产发展是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工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程度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因此，工业形势的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体经济形势的好坏。

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分析第三产业作为为生产、生活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各个部门的总和，对保证第一、第二产业的顺利运行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为依托。具体地说，促进流通环节保持顺畅、通过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服务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质量、引导和满足不断增大的社会需求是第三产业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与速度问题，而是结构与质量问题，集中体现在：投资严重偏向第二产业，重工业化倾向在近年来日益加重，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能源与环境成本问题；第三产业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较高，但产出比较低，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

经济的增长对于外需的依赖还比较强劲，内需依然显现不足态势。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已达40%之多，经济的外部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也由2003年60%上升至90%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与外部的经济景气密切相关。随着次贷危机后续影响的逐步显现，美国的消费和就业已经受挫，经济放缓已成事实，也将波及欧盟和日本经济，而美、欧、日占中国的贸易比重在40%以上，因此外部经济的下行势必会导致中国外部需求的减少，进而影响到出口的平稳增长。因此，必须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增长速度

年份 财政收入（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收支差额（亿元） 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001 16386.04 18902.58 -2516.54 22.319 14.9

200218903.64 22053.15 -3149.51 15.4 1615.7

2003 21715.25 24649.95 -2934.70 14.9 11 16.0

2004 26396.4728486.89 -2090.42 21.6 15 16.5

2005 31649.29 33930.28-2280.9919.9 1917.3

（表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并经过整理。）

四、 CPI(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存在差异。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52，1983年就下降到了1.82，但随着城镇企业制度、工资等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又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3.28。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恩格尔系数分析，2005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5.5%，相当于城镇居民在1997年至1998年的水平，这部分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在7到8年左右；城镇居民2006年的恩格尔系数为35%。“从城乡分布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国有经济为主，在农村以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为主。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阶段，虽然国家鼓励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竞争发展，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仍享有不小的优势。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非国有企业效益的“非竞争性流失”，同时也使得在农村地区的企业投资意愿不高，影响农村企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和投资分别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分别带动GDP增长1.05、0.51和0.44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长期GDP的影响不显著。近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靠高积累、高投资和高出口来支撑。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消费与积累之间的矛盾，也损害了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消费增长速度虽仍低于投资增长速度，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的支撑下，消费增长速度摆脱了“低水平”困境，进一步强化启动消费依然是宏观经济政策中期实施的着手点之一。

导致中国消费水平增长速度提升的核心力量在于：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以2007年为例，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同比增长接近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接近17%，增幅同比提高接近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了1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这是本轮经济周期中唯一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的年份。这充分说明中国自2002年以来启动的增加收入、推动消费的各项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抑制消费倾向的各种制度性短缺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建设，对居民消费预期有着重大的刺激作用。因此，进一步从中长期角度进行收入分配和再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加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依然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整的核心之一。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以下问题：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

针对以上问题，2008年宏观调控应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物价上涨形势的跟踪研究，适当调高稳定物价的预期调控目标，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前提下，稳步推出资源价格改革。

二是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增强汇率弹性，逐步释放汇率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

三是完善稳健财政政策。公共资源分配应继续向改善民生倾斜，加快研究和建立资源环境税体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资本倾斜的格局，加大向劳动者分配的比重。

四是结合需求调控，以节能减排为核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五是积极稳定楼市和股市需求，防止房价和股价轮番上涨，抑制资产价格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