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Sibe people）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原居东北地区，乾隆年间清廷征调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以充实当地。今锡伯族多数居住在辽宁省（70.2%）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东港、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在满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文是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的。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东北的锡伯族在语言、衣食、居住等方面同于汉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锡伯族人口数量为191911人。

中文名：锡伯族

信仰：萨满教、喇嘛教

文字：锡伯文

分布地区：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内蒙

外文名：Sibe people

民族语言分类：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总人口：191911人(2020年)

语言：锡伯语

锡伯族

锡伯族，口语称“Siwe”书面语写“Sibe”。在汉文史书中，不同时期曾有几十种不同译音译法，如须卜、鲜卑、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 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统一为锡伯。

锡伯之名最早见于明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般认为锡伯族名是以锡伯族长期活动的地区命名的。

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占主流的是鲜卑说 ， 女真说 ，持女真说的学者还具体指出锡伯族源于女真 瓜尔佳氏苏完部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锡伯族最早起源于 高车人色古尔氏，发源于 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

关于锡伯族白图腾：

远古时代的神秘传说：在锡伯族民间传说中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状如虎而五爪，文如狸而色青，大如狗而迅走。锡伯族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将绘制的兽形图案，挂在住室西或北墙上，久而久之就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古锡伯国

据史料记载， 锡伯国原是 金朝所封之国，都城在锡都，即 喜都，又称苏完城、苏完颜城，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元末没落，于明朝第二次称国号，最终于明末衰退。

“从金 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金代的锡伯国是由锡伯人、四部中的小黄头女真部被金廷迁入双阳后创建而形成的。“锡伯部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两市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 所谓海西四部，即扈伦四部（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就是锡伯国（扈伦国）。

金元时期

12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人同女真人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人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元代， 泰州等地的锡伯人回到 绰尔河、 洮儿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宁省管辖。

明清时期

明末， 兀良哈三卫蒙古大部南迁， 科尔沁部扩张到兀良哈三卫地区，洮儿河、 绰尔河等地区为其控制，自此，锡伯人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人统治之下。

明末，女真人建州部崛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人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史称“九部之战”。 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赐予“ 佛满洲”（佛，满语意旧）之称，与满洲人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人分为十旗，锡伯人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 清政府。自此，锡伯人等族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人重新整编为65个 牛录，分别调往 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 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 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锡伯族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 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 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强征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 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 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贡献。

锡伯族军民迁驻 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 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政府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马厂”和“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族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 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锡伯族

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由达斡尔和鄂温克族组成。嘉庆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锡伯营抽调260青壮年户1279人主要补充到索伦营西四旗。清末，索伦营锡伯族已占多数。在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开发边陲、平内攘外等活动中，锡伯族军民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军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贡献。

1883年清政府在恢复伊犁 惠远城满营（时称旧满营）的同时，又设立了新满营，锡伯营当即为新满营输送了3200名壮丁，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光绪末叶，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张，伊犁将军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选派锡伯官兵去巩留（当时称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议，于1896年在屯垦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建村舍和兵营，当时称为“兵屯”。巩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官兵解甲归田，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权后，仍然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终废除 锡伯营旧制。

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 杨增新、 金树仁、 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1944年，锡伯族积极投入三区革命，组成“锡伯骑兵连”。塔城和霍城锡伯族也相继组成武装队伍，参加各次战役。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汉、满等族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辽宁省沈阳大五家子一带的锡伯族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多次狙击辽河平原的敌人。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锡伯族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先后在1946年和1949年获得解放。

1949年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同胞一道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八旗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屯垦种田、自耕自食的同时，还担负着守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重任。

建国初期

新中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成立前的称呼）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1953年11月15日 霍城县成立了 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954年3月原西宁县成立了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民主选举出第一任本民族县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先后成立了 兴隆台锡伯族镇和 黄家锡伯族乡，进一步保障了锡伯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从解放初开始，锡伯族地区的煤炭、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厂矿企业，逐步兴建起来。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轧花厂、煤化工企业等新兴工业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科学种植得到农民的日益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很普遍。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国家投巨资的“南岸大渠”建设项目也在兴建之中，

改革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走出封闭的环境，开始涉足商贸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医务工作者根除了“ 察布查尔病”，开始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从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内，锡伯族人口已增长了一倍多。锡伯族地区已经基本建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够在乡镇一级医院就治。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知识及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在察布查尔县广大农村地区正在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有提高。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改革开放后，本民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素质显著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锡伯族民族中小学有17所，其中小学12所，中学5所，另有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1978年之后，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 巩留县2所、霍城县 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所、 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1所共12所小学恢复锡汉双语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察布查尔县还派相关人员，分别到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小学教授锡伯语，受到较好效果。随着教育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锡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现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万锡伯族人口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工作的人员已超过3300多人，被录取到重点院校的考生人数也逐年增多。

锡伯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被展现，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部门，积极开展上述文化活动。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40多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 小白杨》歌曲的故事：新疆小白杨市的名称来源于《 小白杨》歌曲的诞生地，锡伯族士兵的母亲带来十个小白杨在哨所、陪伴。

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 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起义爆发时才停止。

锡伯族

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 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开始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备。

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它们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 哈萨克和 柯尔克孜族（清代称 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贸易，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 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一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 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并收马租。

反击缅兵侵略，保卫祖国西南边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 腾越、 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政府以 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 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

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同治六年（1867年） 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统治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 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十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

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 浩罕汗国军官 阿古柏趁全疆农民起义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

锡伯族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锡伯族总人口为190481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大连、铁岭、朝阳、锦州、丹东、瓦房店、凤城等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4566人，主要聚居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以及霍城、巩留、伊宁、乌鲁木齐等县市；黑龙江省8886人，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和双城市；吉林省3168人，主要分布在长春市；内蒙古自治区3023人，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盟；其余分布在陕西、北京、上海等省、区、市。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

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主要是东北三省）锡伯族人口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过去报为满族和汉族的原锡伯族家庭都陆续更正为锡伯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锡伯族人口数量为191911人。

锡伯族

锡伯族，是我国北部少数民族中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清初，锡伯族便开始种植水稻，清代文献中称为“锡伯米”。1766年部分西迁至 察布查尔地区，至19世纪初察布查尔渠修通，锡伯营八个牛录扩垦耕地78700余亩。东北的锡伯族至清朝中后期，也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大麦、胡麻、油菜籽、谷子、葵花、烟草等。

在锡伯族生产活动中，牧副业也占一定的比例。农民大多蓄养马、牛、羊等牲畜，不仅供自食自用，而且其蓄养规模也越来越扩大，出现了不少专业户。锡伯族的副业主要有园艺、渔业，还有少量狩猎业。园艺有蔬菜和果树种植，也有榆木、杨树等木材树木种植。渔业是重要的副业生产之一。 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有在伊犁河捕鱼的良好条件。

交通发展

锡伯族的交通运输独具特点。因东北和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相近，自古及20世纪50年代，牛、马、骆驼、毛驴、滑雪板、雪橇、牛车、毛驴车、马车等成为其重要交通工具。50年代之后逐步有了胶轮车、自行车、人力车、手扶拖拉机、轮式拖拉机、卡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但是，雪橇仍然作为特殊的运输和娱乐工具被人们珍爱和传承。

锡伯族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主要分布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霍城、塔城、巩留、伊宁，乌鲁木齐等地。 与同语支的满语相比，80%以上词汇都借用于满语。

据史料记载，清代以前，锡伯族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语言。很多人认为，此语言叫“吉甫西”语，锡伯族被满族征服、编入 满洲八旗之后，被满族同化，才逐渐改用了 满语。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对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轻下定论。

1764年，一部分锡伯族军民迁到新疆伊犁，使锡伯语口语得到新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元音有26个，分为单元音和复合元音，单元音有：j、ε、a、y、oe、u、o，复合元音有：i、ai、ui、oi、u、au、ou、ia、iu、io、y、ya、ua、uo。 辅音有44个。锡伯语有自己的特点，即元音不分长短，复合元音较多，有元音和谐现象，但不严整，体词有数、格的范畴，名词有第三人称的反身领属附加成分，动词有态、体、式的范畴，虚词比较丰富。当今的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 满文的继续。

锡伯文是一种 拼音文字，也可称 音素文字，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而完善于崇祯五年（1632年）后来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但应注意，锡伯语并不等同于满语。

锡伯文共有40个 字母：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拼写外来词的字母。字母的基本笔画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以及各种方向不同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书写顺序为从上到下，行款为从左至右，使用一般文字通用的标点符号。

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人处于多民族语言包围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学习俄语。锡伯族一般都会讲汉语、俄语、维语。因此，伊犁的锡伯族被誉为“天才翻译”。

《 察布查尔报》是中国目前惟一出版的锡伯文报纸。

宗教信仰

过去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较杂，曾经有过对天、地、日、月、星等的自然崇拜；对鲜卑兽、狐狸、蛇、虫、古树、人参等动、植物的崇拜；对土地神“巴纳厄真”、谷神、瘟神、牲畜神“海尔坎”、灶神“肫依妈妈”、门神“杜卡伊恩杜里”、娘娘神、河神“罗刹汉”、山神“阿林乌然”、引路神“卓尤恩杜里”、猎神“班达玛法”、柳树神“佛多霍玛法”和渔神“尼穆哈恩杜里”等神的崇拜；对灵魂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所信的程度都不一样。一般说来，主要是崇奉“喜利妈妈”和保护牲畜的"海尔汗玛法" ，素信 萨满教，兼信藏传佛教。

主要姓氏

哈拉莫昆是锡伯族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 哈拉为姓，有瓜尔佳、郭尔佳、赫叶尔、哈斯胡里、图克色里、乌扎拉、富察拉、伊拉里、胡斯哈里、孔古尔、觉罗等五十多个。新疆锡伯族中也有30余个姓。 辛亥革命后逐渐译成单姓使用，如：赫叶尔译成贺或何，图木尔齐译成佟或涂，乌扎拉译吴，胡斯哈里译胡等。莫昆为自哈拉分出的分支，有的哈拉有一个莫昆，有的有两个或三个。每个哈拉和莫昆均有一位由成员民主选出的哈拉达（长）和莫昆达，一般多为辈分最高的德高望重者。每一哈拉莫昆均有成文的家规和坟地。哈拉达和莫昆达负责处理的事务有斗讼、祭祖、财产、婚丧等事宜。锡伯族家谱分哈拉谱和莫昆谱两种。谱序多书写创立家谱的意义及该哈拉莫昆延续的情况；谱单记各代、各支延续的情况；还有记事栏定期记录族内发生的大、要事等。

饮食文化

锡伯族饮食习惯有独到之处。因其居住地区不同而有一些差异。锡伯族男子一般都有吸烟和饮酒的嗜好。据传说，从前家家户户都做黄酒。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牛、马、羊，肉食自给自足。同时，也喜欢野味，每逢冬雪融化都外出打猎捕鱼。

锡伯族大多数习惯日食三餐，主食以米、面为主，过去食用高粱米居多。面食以发面饼为主，也吃馍馍面条和韭菜合子、水饺等。受 维吾尔族影响还吃抓饭和烤馕，喝面茶、牛奶和奶茶。肉食来源主要依靠家庭饲养，多以牛、羊、猪肉为主。吃肉时，习惯每人随身携带一把刀子，将肉煮熟后，放入大盘中，自行用刀子切割，然后蘸盐和葱蒜拌成的佐料。习惯做猪血灌肠。也喜食用煮熟的猪血，拌成酱状，并配以蒜泥或葱花单独做成菜肴。冬闲时锡伯族还常进行狩猎，野猪、野鸭、野兔、黄羊等均是冬季餐桌上常见的野味。锡伯族还习惯制作各种腌菜。每年秋末，家家都用韭菜、青椒、芹菜、包心菜、胡萝卜等切成细丝腌制咸菜，当地称之为“哈特混素吉”，有时可供全年食用。锡伯族还喜欢在夏季制作面酱以调味。

东北的锡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等,新疆的锡伯族则食小麦，其中发面饼是新疆锡伯族几乎一日三餐之必备食品，称“发拉哈额分”，又称“ 锡伯大饼”，锡伯族人几乎每天都要吃。这种饼用面粉、碱面和水制成，在锅中烙出来，一般直径在三四十厘米，厚度约一厘米，带有烙制花纹的叫做“天”，另一面则是“地”。这种饼的吃法很讲究，食用时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锡伯族的天地观念和民族习惯。

除了“锡伯大饼”，全羊席是锡伯族最具特色的肉类菜肴。全羊席的锡伯语为“莫尔雪克”，意为“盛在碗里的菜肴”。 200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主要用料为羊的心、肝、肺、大肠、舌、血等，共12道菜，做法考究，风味独特。如有尊贵客人来访，锡伯族杀羊做成丰盛的全羊席来款待。

此外，锡伯族食品还有二汤面、 韭菜饼、萨斯坦（杂烩菜）等，样式丰富，口味特殊。

服饰文化

锡伯族

锡伯族的早期服饰衣料是以鹿、猪犴等兽皮为主，比较注重防寒保暖功能。 锡伯族的服饰，因时代不同和地区的差异，以及民族相互间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和变化。 传统的锡伯族服饰曾吸收过蒙、满、汉等民族服饰的优点。锡伯族男子喜欢着蓝、青、灰、棕色长袍，外面套上青马褂，头戴圆顶帽，腰系青布带，脚蹬厚底鞋。为了便于骑马，男子的长袍和马褂，都左右开叉。锡伯人的长袍，系大半截的长袍，底边在膝下半尺许，袖口为马蹄形，可以卷上，可以放下，下身穿的长裤，外加“ 套裤”（只有两条裤腿，没有裤裆和后腰），春秋穿的是“夹套裤”，冬季则穿“棉套裤”。

锡伯族女子的服饰式样较多。喜欢穿各色花布和方格布旗袍（多滚边）、绣花鞋、坎肩等。 大襟长袍要粘花边或绣花宽边，爱套穿坎肩，坎肩有对襟的，有大襟的，也贴花边，长裤扎黑色腿带，脚穿绣花鞋。少女与未婚姑娘，一条长辫，用各色“毛线”扎辫根，不剪头发帘，头上、辫梢爱戴些花，耳戴金（银）耳环，穿着淡雅漂亮的旗袍。右侧腰部的衣兜口内，掖一条彩色手帕，一半露在兜外。脚穿绣花布鞋，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媳妇的服饰与姑娘无大差别但比姑娘穿着要鲜艳。发型也不同，媳妇梳的是“盘龙髻”，额前有“刘海”，脑后有“燕尾”，头顶上乌发蓬起，盘成髻形，日常生活中将辫梳成双辫或两“抓髻”，合起成为一个大“疙瘩髻”。头发抹头油，没有头油的，用榆树皮泡的水也粘稠光亮。面部可以涂粉，口可以涂口红，可以染指甲等。头部髻上插着金簪，腕上佩带金（银、玉）手镯。

锡伯族老人的服饰又有不同，一般老年男子内穿对襟小白褂，外穿长袍(冬天为棉的)，个别人还套马褂，脚穿白袜、布鞋(春、夏、秋穿圆口黑布鞋，冬天穿毡棉黑布鞋，其鞋腰以春夏的稍高一些，锡伯语称“扎布萨布”)，扎裤脚，头戴礼帽；妇女的装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起变化。老年妇女多穿青、蓝黑色旗袍，长及脚面，扎裤脚，穿白袜，春、夏、秋穿绣花黑布鞋（冬季为棉高腰的），冬天穿棉袍，戴棉帽，与汉族坤秋帽相似。 上年纪的妇女出门时，手里还要拿个烟袋，串门时互相装烟进礼。

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变化受汉、维吾尔等族影响较大。年轻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裙子、衬衫和翻领、高领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运动服、夹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岁的男女老人偶尔穿长袍马褂、礼帽、坤秋帽、绣花鞋。

主要节日

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每年农历除夕前，家家都要杀猪宰羊，赶做各种年菜、年饼、油炸果子。除夕晚，全家一起动手包饺子，正月初一五更饺子下锅；初二要吃长寿面。做长寿面时先做好肉汤，然后将面另锅煮熟，捞出过水，食用时加肉汤，象征着送旧迎新。某些节日时间虽然与汉族相同，但过法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在过节形式上均与汉族有差别。

春节多走亲串门、祭祖及娱乐活动。农历三月间的以鱼为祭供品的“鱼清明”、农历七月间以瓜果为祭供品的“瓜清明”、“孙扎拜义车孙扎”（端午节）和中秋节。欢度这些节日的方式，均以本民族的习俗方式进行祭奠、饮食和娱乐。民族化节日有“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

西迁节

锡伯族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 锡伯族的西迁节，锡伯语叫杜因拜扎昆节。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东北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当前也有部分民族学者认为应该叫“西征节”更为准确。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种节庆活动集中展示了锡伯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间信仰、民风民俗及各种工艺和歌舞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价值。

抹黑节

农历的正月十六，是锡伯族的 抹黑节。这一天，人们清早就起来，把昨晚准备好的抹黑布或毡片带上，上街去相互往脸上抹黑，在这一天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相互往脸上抹黑。但见了老人一定要先请安，然后才能往脸上抹黑，但只能少抹一点，以示尊重。

锡伯族的抹黑节，有相当长的历史。相传，过去因为有一个年轻的媳妇，把烙糊了的发面饼喂了狗，而得罪了巡天神。因此，巡天神要惩罚一下不珍惜粮食的人。第二年，巡天神就施展法术，使锡伯族种的庄稼都变黑了。结果到了秋天收的全是黑籽。这下人们都慌了神，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全村人一起向巡天神请罪，并发誓宁愿将自己的脸抹忧黑，也不叫麦子生病，庄稼结黑籽。巡天神被人们的诚心所感动，收回了法术。所以后来人们就在每年的正月十六，把自己的脸抹黑，来代替庄稼受惩罚。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抹黑节这一天，都不怕别人把脸抹黑，因为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庄稼受惩罚。

文学概况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内涵丰富多彩，富具本民族特色。民间文学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语、格言等。民歌又分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婚礼歌、新民歌等。民间故事有传说、童话、动物、寓言、神话、谜语故事等。谚语内容多为教人谦虚谨慎、诚实讲信、团结友爱，褒贬好恶、勤劳节俭。谜语主要表现为提高儿童智力、启迪其心智的内容，是老年人和妇女教育儿童的工具。创作文学多表现为近现代内容。最早的有19世纪上半叶换防卡伦侍卫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体书信《辉番卡伦来信》。清末民初之后才不断涌现文学新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锡伯、汉文字的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散文、诗歌、纪事作品、人物传记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民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分平调和越调。但基本为引进后加工为本民族化的内容。说唱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民间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射箭和赛马具有悠久的历史，系本民族“善骑善射”历史传统的延续。

早在清代，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等地的锡伯族均形成了村镇。西迁的锡伯族在察布查尔渠凿通后，便基本形成了现8个 牛录（亦称嘎善）的聚落形式。牛录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作战单位。最初每个牛录均围以高大的围墙，开东西南北四大门，有二三百户不等。

每户庭院大小不等，少者二三亩，多者四五亩。庭院多呈南北长方形，四周植有各种树木。庭院都用矮墙围成，分南北两院，南院多种果蔬，北院修棚圈、种树木及谷物等。住房多为人字形土坯斜顶房或木架结构斜顶房，多南北向。卧室均起火炕，多是南西北“三环炕”。西屋多由长辈住，东屋则为晚辈起居，中间多为隔成过道的厨房。锡伯族历来崇尚多世同堂，分家须由父母操办盖房另立门户。

锡伯族的住房日益向砖木、钢筋水泥结构相结合的房屋发展。过去的那种从清代遗留下来的人字形大屋顶房，已被淘汰。个别村庄只是作为文物保留。这种房屋的造型是从满族学来的，它的造价较高，用工、用料较多。当今的住房，逐渐趋向砖木结构与“来兰皮”结构相结合的房屋。有许多房屋，钢窗、钢门取代了木窗、木门。个别农户还盖了楼房。

锡伯族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住宅和庙宇的建筑上。锡伯族的住宅，“人”字形大屋顶房，宽敞大方，屋檐宽出半米左右，窗户很大，有的一间房子就有四五个窗户，窗户格木形状都很精致，小而多曲、几乎和雕刻的一样，如果没有精细的技艺是做不出来的。而且在门框、窗、屏风上都有精雕细刻的图案。

民歌艺术

这类歌曲的曲式结构较田野歌稍大，有部分四乐句的单乐段形式出现。主要是反映锡伯族丧葬、婚姻、劳动、游乐、礼节、信仰等方面的风俗。如丧葬方面有《哭葬歌》；婚姻方面有《说亲歌》、《 哭嫁歌》、《劝嫁歌》；劳动方面有《四季歌》；游乐方面有《刁羊歌》；礼节方面有《尊老歌》；信仰方面有《喜利妈麽歌》等。在婚娶习俗歌曲中一般都有固定的歌词。

儿歌

此类歌曲曲调简明，多是教育儿童努力学习、学唱 字母、射箭口诀等内容。是本民族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正是这种传统才促使这个西迁时只有3000余人的民族，虽然与其他民族杂居了漫长的200多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艺术。

叙事歌

叙事歌多是记述锡伯族1764年西迁来新疆的历史事件的歌曲。这与锡伯族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及由此构成的特定生活内容有极大关系。一般旋律极精练，比较完整的有五部：《 喀什戈尔之歌》、《拉西贤图》、《叶钦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喀什戈尔之歌》是记述了伊犁四营部分官兵于19世纪20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英、俄唆使的 张格尔之乱的历史过程。《拉西贤图》全诗近千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口语化的特点增强了 民间音乐的色彩。《叶钦娜》是一部古老的反映锡伯族渔猎生活的叙事歌。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诗歌的每一句都以“叶钦娜”一词起头，并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上下节联成一体。《海兰格格》是一部对情人的追恋歌，也称为悼恋歌。“格格”是旧时锡伯族对少女的美称，也可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海兰格格”意为“可惜的姐姐（或可惜的小姐）”。《三国歌》是根据群众中广泛流传的“ 三国演义”编唱的，已流传有百余年历史，是汉锡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现存锡伯族民间歌曲为数不多，但其调式却十分复杂。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不乏有罕见的特殊调式。

田野歌

也被称为“街头歌”，锡伯语称“塔拉依舞春”。这是锡伯族最富特色的民间歌曲，而且又为广大锡伯族群众认为是本民族固有的民间歌曲。它咏唱的对象包罗万象，从天、地到日、月，从人类到禽兽。这类歌曲无固定的歌词，多在 节假日亲朋聚会或田间劳动时由男女即兴编词对唱。它的特点在其曲调发展手法、曲式结构和歌词格律等诸方面。它几乎全部是由两个不对称的乐句构成，下句后半部的下方严格五度（或四度）模仿；两乐句终止均由其结音下方二度或三度上行级进至结音而终止，终止式的五度模仿尤其严格。

乐器艺术

蝴蝶琴

蝴蝶琴又名多姆多昆，也是几年来开发出来的乐器。在西迁节的文艺表演中，我们看到了两把外形一模一样的蝴蝶形状的琴，走近看才发现一把是拉弦乐器，一把是弹拨乐器，都是四根弦，都是蝴蝶的琴身，蝴蝶琴的颜色仿佛红木家具的颜色，古色古香。还有一位艺人手中握着一只40厘米长左右的“蝴蝶”，这是一种打击乐器，两根铁丝制成的蝴蝶装饰触角，木制的蝴蝶外形，里面有四根并列的木棍，一排是20个铁环，一排是6个羊髀骨，交替组成，演奏者手握蝴蝶木制外形，一边有节奏的晃动即可。

东布尔

东布尔是锡伯族的弹拨乐器。一说源于 哈萨克族的 冬布拉，一般认为是在满族的 大三弦和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琴柄和弦轴类似汉族 三弦，共鸣箱和两弦又近似哈萨克族的冬布拉。长约110厘米，以山羊肠作弦，无品位琴头有两个琴珍，两条丝弦。演奏时，将琴抱于怀侧，肘右手指弹拨。音色介于三弦和冬不拉之间，用于独奏、合奏和舞蹈伴奏。

绰伦

绰伦外形酷似葫芦，因此也叫葫芦琴。锡伯族先民用刀将葫芦一劈为二，将猪膀胱套上去，两根羊肠线作弦。到了现代，绰伦由最初研制的2根弦发展到今天的4根弦。琴弦的声音仿佛马头琴的柔美，音色优美清脆，真是演唱情歌的最佳乐器。

体育项目

锡伯族的传统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包括 射箭、 摔跤、赛马、角力、滑冰、等活动，此外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棋类（卡塔）、嘎尔出克（髀石）游戏等。

打瓦尔

打瓦尔是锡伯族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它起源于锡伯族的狩猎时代，不仅可以锻炼臂力、眼力，而且还可以培养人的集体观念。打瓦，人多人少均可以。每人手中拿一方形厚木块叫做“瓦”，分成人数相等的两个组，打瓦之前先赌出立瓦组和打瓦组，输者立瓦，赢者打瓦。具体方法是：双方在规定好的距离线上，打瓦者用瓦将立瓦者的瓦打倒就算通过。打不着或是打不倒都算“烧死”。第一次打称打头面，打时打瓦者口中也要喊头面，喊错了或是不喊，都算“烧死”。“烧死”者，允许别人来救，救活后可以继续打，救不活的，就要变成立瓦者，而原来的立瓦者就变成了打瓦者。头面瓦打完了，再打二面、三面，一步比一步难度大。如果有一个人完不成，就全体“烧死”，由打瓦变成立瓦。

摔跤

摔跤是一种比赛力量和技巧的对抗性很强运动，是锡伯族群众喜爱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每逢婚嫁、节日等吉庆日子都要举行，对获得胜利者给予奖励。摔跤形式多种多样，除了国际式摔跤与 中国式摔跤外，还有本民族的摔跤形式。古典式摔跤、摔跤手的年龄、体重要差不多，摔跤时也没有固定的程序，只要一方的双手、膝盖或背脊一着地，就算输了。一种是 自由式摔跤，参加比赛的选手不分体重、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只要一跤把对手摔倒就算胜利。锡伯族还有一种摔跤形式，将摔跤手的双腿用一条麻袋装起来，麻袋口扎在腰间系紧，双方只能用上肢的力量和技巧摔倒对方。还有一种马上角力，也叫马上摔跤。比赛时，骑手一手执辔，一手抓、拉、推、搡、扭对方，或则把辔压在坐鞍上，马鞭叼在嘴中，当两马相交之际，双方交手较量都力图把对方拉下马来，拉下马就算赢了。争斗中两骑往往左右盘旋，骑手扭在一起，拼力摔拉，斗智斗勇，险象丛生，惊心动魄。

锡伯族

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族内同姓禁止通婚等。

民族礼仪

锡伯族有讲究礼仪、尊老爱幼、热情好客、崇尚整洁的传统美德。在日常生活中，不孝儿女、不赡养老人者，要受到社会的谴责。教师在社会上受到特别尊重，本民族谚语说“不尊重教师就是不尊重父母”。尊重客人被视为体现一个家庭或家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方面。保持整洁、保护水源、在公众场所保持外表形象是本民族自古延续的社会公德和个体德行方面的重要表现。礼仪礼节则被视为做人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对长辈应答和气，久别重逢须行“ 打千”礼，逢重大节日、婚丧必行跪礼及磕头礼。该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饮食概况

锡伯族过去在饮食上有许多必须遵守的规矩，比如经常食用的发面饼，上桌时分天、地面，天面必须朝上，地面朝下，切成四瓣摆在桌沿一边。吃饭时不得坐门坎或站立行走，禁止用筷子敲打饭桌、饭碗，或把筷子横在碗上。全家进餐按长幼就座，以西为上，过去父子、翁媳不得同桌。晚辈路上遇见长辈要问安并让路；平辈见面要相互问好。客人来访，儿媳要出来装烟、倒茶，若装烟、倒茶的与客人辈分相等，客人应起立或欠身双手接；客人告别时，全家要出来送至大门口。

锡伯人打围有个古老的习俗，不论猎取的野味多少，所有参加者无论大小都是平均分配，即便过路人碰到分猎物时，也毫无例外地分得一份。不过，猎物的头和蹄子应分给首先命中者，这是一种奖励。锡伯人认为，猎物是大自然赐予大家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不能独用。

锡伯人不光把打围看成是取得食物的手段，同时还把这看成是一种团结和吉祥的象征。

婚姻概况

锡伯族基本保持着 一夫一妻、妇随夫居的典型的父权制婚姻形态。个别无子嗣者招婿入赘。同姓不婚，但偶有姨表、舅表、姑表兄妹婚配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在锡伯族社会得到全面贯彻，纳妾、童养媳、指腹为婚等陋习逐步被杜绝。锡伯族与汉族等民族的族际婚姻日益增多。

丧葬概况

锡伯族的丧葬有许多讲究。过去火葬，后改为土葬，用木棺。锡伯族实行土葬。 每一个 哈拉（姓）和莫昆有各自的墓地。老人死后行洗礼，报丧时行跪礼。出殡选单日，忌申日和午后。吊丧期多为三日，多者五至七日不等。墓堆上插两杆幡（一为纸幡，一为用红布或红绸制）。丧期内忌串门。祭奠期“四十九日”，远亲脱孝，直系亲属则需百日脱孝。萨满、其它巫职人员和非正常死亡者火葬，未婚男女棺材不做底，而用芦苇代之。幼儿死尸弃于野外任凭飞禽走兽噬食。

老年人的葬礼有许多习俗。一般老年人病危或临终时，家中的儿女不得离开。老人不能死在炕上，咽气前要抬到屋地中央临时搭的床上，由儿子给老人穿上寿衣、寿鞋。咽气时，要给死者剃头、洗脸、剪指甲、口含铜钱，手里也拿钱，然后立即打开门，意思是让老人的灵魂出去。在埋葬之前，还有许多迷信的讲究，如在死人头上蒙“蒙脸纸”，身上盖“陀罗被”，头前放“长明灯”、“倒头饭”，插“开眼光”棉球等。全家晚辈要穿白色孝袍，系白布腰带。在吊唁、小殓时，还要请喇嘛念经，同时还请吹鼓手在门前吹奏欢快的乐曲，因为这种丧事称“喜丧”。若亡者年不满60岁，则奏哀婉之曲。

图伯特(1755—1823)，乳名图克善(锡伯语即牛犊之意)，伊拉里氏。图伯特是锡伯族人民中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和事迹，在锡伯族人民中有口皆碑，世代相传。几十年的军营生活，磨炼了图伯特，使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观察到了当时的形势。他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研究了伊犁河以南的地形，土壤等自热条件。当时，察布查尔地区的情况是，除了依靠仅有的几十眼泉水和夏季的山洪之外，再没有别的水源可以利用来灌田。泉水和山洪水，都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图伯特首先倾听了人民的意见，踏遍伊犁河以南的所有地方，比试过各种各样的土壤，来选择修渠的路线，最后才下定决心，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兴修水利，垦荒种田，以造福于后代。

额尔古伦(1768—?)，护卫祖国边疆有功清代将领。19世纪20年代，流亡在浩罕的小和卓越霍吉占的堂孙张格尔，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广结党羽，大举进犯新疆南部。他们屡次骚扰近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刹那间，本来安定一时的南疆，又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恙、和田四城相继失陷。道光六年（1826），额尔古伦作为锡伯营总管，率锡伯官兵共800人驰援固守的清军，与张格尔的数万大军展开了激战。锡伯官兵平时十分重视军事训练，骑射行军，技艺娴熟，加上他们骁勇善战，与清军并肩战斗，将张格尔叛军打退100余里，大获全胜。额尔古伦又乘胜追击，在喀尔铁盖山活捉了张格尔，使叛兵群龙无首，叛乱得以平息。第二年，清军收复了喀什噶尔城。额尔古伦又率军激战，攻下英吉沙等其余三城。至此，南疆四城全部得以收复。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南疆又恢复了安定。道光帝得知此信大喜，下令将有功将士40人，一律赐给封号并绘像紫光阁，以示表彰忠勇。道光帝还召见了额尔古伦等人，授予他头品顶戴，赐“果勒明阿巴图鲁”爵号。额尔古伦和他率领的锡伯官兵，在保卫祖国边疆，维护边疆稳定、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粉碎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平定了张格尔的武装叛乱。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萨凌阿（1798—1864）是锡伯族著名将领额尔古伦之子。1798年生于锡伯营镶红旗（六牛录）。他幼年聪慧好学，受家庭环境熏陶，18岁成为披甲，不久被选拔到档房效力。1824年补放骁骑校一次。1825年，萨凌阿任镶白旗（五牛录）骁骑校。1826年8月27日清政府派杨威将军长龄率清大军赴南疆戡乱，从伊犁各营抽调官兵时，萨凌阿作为锡伯营骁骑校，也在这次调遣中英勇出征。1864年6月6日，库车城终于被功陷。萨凌阿率几十名亲兵进行巷战，寡不敌众，退入办事大臣衙门内，点燃早已准备的数百斤火药，全家自杀身亡。1884年（光绪十年）十二月六日，光绪帝又根据伊犁将军金顺奏请，追封和嘉奖了萨凌阿一家。子孙恩封世袭官职，萨凌阿在库车遇难的孔额李氏夫人被追封为一品夫人。

色布喜贤，锡伯族，近代锡伯族杰出的教育家。色布喜贤从小学习刻苦，博览群书，文武双全，曾在锡伯营中任文书和翻译，后来升任索伦总管。光绪八年（1882），清军收复伊犁，将军金顺进驻，给位于伊犁的各部落、各营官兵补发了一笔资助款。光绪年间，在色布喜贤的建议下，国家出资选派锡伯族学生留学俄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兼通俄文的翻译人才。在色布喜贤先进思想影响下，锡伯族中形成了学习多种语言的教育传统；锡伯各牛录相继成立“兴学会”，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创办油印的锡伯族文化刊物，介绍先进思想，传播进步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