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远”继续迎战“吉野”，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秋四舰围攻，中丛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经远全舰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经远舰以一敌四，拒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最后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秋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东经123度40分7秒，北纬39度51分海面上，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全部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方伯谦等是否临阵脱逃，有不同看法）。“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

定远、镇远两舰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

下午3时30分，镇远舰的30.5公分大炮连续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二次。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火焰引发炸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5度，冒起白烟，火灾大作。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日本军舰赤城、比睿、西京丸负伤，旗舰“松岛”情况也不容乐观，“吉野”、“扶桑”也受了伤，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

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历时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

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

黄海海战的时长自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海战打响，至下午5点半结束。中国30年洋务运动的自强成果，就在这4个多小时中灰飞烟灭。

第二阶段

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清廷估计到日军将乘胜入侵辽东半岛，谕令李鸿章速谋战守。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情势，提出了“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的战略方针。清廷集中兵力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兼前敌各军总统；迅速募军30营；将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 81余营5哨，包括铭军、毅军、盛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等计3.04万清军，分左右两翼防线，形成东起苏甸及长甸河口，西迄大东沟、大孤山，绵亘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兵力，以充实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第二线的防务。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8000人。清朝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为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0000人。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平壤新败，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日本则士气高昂，野心勃勃，日方发布由间谍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对满清展开政治攻势，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

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持抵抗，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1894年10月下旬，在日军越过鸭绿江防线，占领九连城、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的情况下，宋庆奉诏率所部毅军及铭军回援旅顺，留依克唐阿镇边军驻守赛马集、草河城一带。由直隶提督聂士成率芦榆防军、盛军、奉军及仁宇虎勇等部守卫摩天岭，阻击日军。聂士成、依克唐阿两军还在通远堡集合 20 营兵力，拟分两路反攻凤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等率领，由通远堡南；另一路由寿山统领镇边军步队、永山统领马队，绕道叆阳边门进攻凤凰城东北。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13000人。14日，日军曾通过清军俘虏向旅顺驻军送去两封劝降信，遭到严辞拒绝。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是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日本大本营对山东半岛的作战部署为“海陆夹击”北洋舰队。李鸿章在建完各炮台后，即调派绥、巩军各4营分别驻守北帮炮台、南帮炮台。同时在刘公岛上驻扎北洋护军，并在海港东西两口布设防材和敷设水雷248颗。整个山东半岛大约有步兵约40个营、骑兵8营、水雷2营。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同时日联合舰队第1游击队在登州实行炮击，山东巡抚李秉衡由于弄不清楚日军究竟要在何处登陆，只好分兵把口，“时刻严防”，23日，日军在荣成全部登陆完毕。26日，日军第2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从荣成出发，各由南北两路，分头向百尺崖所方向前进，在战斗中，清军赵埠嘴炮台击沉日舰1艘。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歼灭。日军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被清军炮弹打死，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左翼支队的4个中队日军被迫退至冯家窝。由于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自杀。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最终自杀。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大清国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在析木城四周部署了奉军、盛字练军、希字军、仁字军等，总兵力计27营，除步兵营外，有马队5营、炮队1营，约8000人。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由于指挥不力，皆被日军击退。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部分将领的腐败无能，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在中国国内战场，总是屡战屡败。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政府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由于沙俄等国出面干涉，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中国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作补偿。

议和缔约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后党）人物西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奕訢原先就主张对外国屈服，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又转请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这时，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 “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议和的条件。但日本拒绝和他谈判，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当时旅顺已失守，慈禧皇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便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先指使奕訢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后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将清政府的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

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清政府十分害怕战争继续下去，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于是1895年3月，赶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了和谈。

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灭，但是辽东战场争战方酣。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四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3月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其条件非常苛刻，并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4月14日，清政府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内容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条约的主要内容为：

•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
•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
•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
• 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
•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条约危害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签订《马关条约》对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其次是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

三国干涉

《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同年5月4日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

然而，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来说仍然是飞来横祸，它使日本藉由甲午中日战争获胜之机侵占满洲（中国东北）的企图遭到粉碎，也使俄国增强其在远东的势力，遏制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为了实现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吞并朝鲜）和第三步（进军满蒙），日本重新整军备战，决定于十年后发动对俄罗斯帝国的战争。

甲午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凸显了清朝对现代化的失败和腐败问题，但也促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维新运动，为日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签订《马关条约》对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是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允许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日本从清朝获得的赔款，六成被用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充和八幡制铁所的建设费。甲午战争不仅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中国

甲午战争

远东

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湔雪三国干涉之耻，一方面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

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日俄战争。

对远东局势来说，《马关条约》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明显地反映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斗。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装备劣势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撞击敌舰，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火力为主。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不足，养护情况不佳，故舰队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日本舰队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实战中日本舰队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陷入打打不过，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实战中被各个击破。海战中，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沉没的。

党派争斗

• 清廷内部

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甲午战争时期，处处和李鸿章作对，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人都在对这场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众多方面带来巨大冲击的战争进行反思，相关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这些相关的研究从多个层面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当年这场战争的三个当事国中国、韩国和日本（虽然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是由朝鲜问题引发，且成欢驿战役、平壤战役等是在朝鲜的国土上进行的，更何况在战争爆发后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战争支援，故韩国应算是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之间的关系又陷入复杂的紧张之中，中日、韩日之间的外交往来几陷停顿。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断发出好战言论，一时间战争乌云似乎又笼罩在东亚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无疑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