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男，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乔治（George），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江西九江。近代著名外交家、文学家。他在14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无数英才，桃李遍天下：废名、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等。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中文名：叶公超

外文名：George

别名：崇智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04年10月20日

逝世日期：1981年11月20日

毕业院校：天津南开中学、剑桥大学

职业：外交家，书法家

主要成就：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出生地：江西九江

代表作品：《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

性别：男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男，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台湾国民党当局“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兼“外事部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机构”政务委员兼“外事部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机构”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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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评价，梁实秋悼词 ：

我在民国十五年留学归来，在北平就认识了公超。他原名叶崇智，在当时一般朋友里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叶”，带有一点亲呢的意思。他的英文造诣特深，说写都很出色，因为他是在美国读完高中才进入爱默斯特大学。在北大外文系教书，颇负盛名。

民国十六年他来到上海，他和郑洪年先生是世交，郑先生是他的叔父叶玉虎先生的好友。郑先生接长国立暨南大学，聘他为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他就在图书馆楼下辟一小室居住其间，坐拥书城，引以为乐。此时我由龚业光、谢徵孚先生之介，亦已接受暨南之聘，遂与公超成为同事：我一星期去真茹三次，上课之前之后总是到图书室和公超聊天。我从图书室借到一本《潘彼得》译成了中文，交新月书店出版，请公超写一篇序。他不轻易落笔，凡有所作必定事先博览群籍搜求资料，所以这篇序写得非常出色。他特别兴趣所在是英美近代诗。

《新月》杂志这时候在上海刊行，公超是最初创办者之一。虽然写稿不多，但是都很有分量。本来他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先生尝戏谑的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指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公超虽不以为忤，但是我冷眼观察，他却受了刺激，于英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郑洪年先生曾讥消他为“外国名士派”，他也是因此而深自警惕。公超的国学认知是自修得来的。叶家本是书香世家，而叶玉虎先生之书画收藏极富，至今公超仍拥有大量字画。玉虎先生的字，遒劲而媚，公超的书法于无意中颇似乃叔。据公超告我，赵之谦是他的祖外公，源渊有自，可见风流遗韵相当久远。

公超于十九年左右赴清华任教，住藤荷西馆，与吴雨僧为比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公超尝以雨僧先生种种铁事趣闻相告。我在北大教书，与公超不常晤面，嗣后抗战军兴，公超与我相偕由平赴津，颇为狼狈，旋至南京，我又与公超杨金甫几位奉命同登“岳阳丸”直开长沙待命。我与公超先是住青年会，后与樊逵羽先生等会合迁居韭菜园办事处，无所事事，苦闷非常。嗣后公超赴昆明联大，我则辗转入川，遂隔离甚久，公超又远走英伦，从此步入外交界，不相存问者久之。公超自美国返回台湾，情况相当落宽。政府虽仍借重其长才，实则甚为悒悒。他开始认真写字绘画，尝谓余曰：“怒写竹，喜写兰。”其写竹盖多于写兰。曾以小幅墨竹贻我。老年孤独，其心情可想而知。偶于集会中遇见公超，见其手策扶老，老态可掬。不意竟尔一蹶不起。数十年旧交，遂为九泉之客，哀哉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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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熹

夫人袁永熹，1906年生，贵州修文人，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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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左）与白崇禧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7年后，升为外交部常务及政务次长。1949年3月代理部长。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眼看国民党风雨飘摇，处境维艰，断然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就使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蒋介石对叶公超在撤离大陆时既没有丢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档案的超前意识十分佩服。

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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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

叶公超最伤心的是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外蒙古于1921年3月脱离中国宣布独立，1946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承认独立，但是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由又拒绝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对此一直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后台湾当局画的“中国地图”一直包括“外蒙古”。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作为五名“常任理事”之一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大使’？”蒋氏本着所谓“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坚决反对蒙古国入会，并认为使用否决权与否，权在最高当局，叶公超已超越职权范围，何况叶氏在其报部公文中有引述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对蒋介石不敬之语句。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叶公超当时不知内幕，更不知早就想取叶公超而代之的沈昌焕打小报告给最高当局，说他泄露“国家秘密”。蒙在鼓里的叶公超连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只带了几件衬衫、领带，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蒋介石将其召回，可蒋介石不召见，到了第三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致使他在下榻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整整三天三夜。叶公超后来请求回美国收拾行李，也未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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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叶公超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为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1961年“副总统”陈诚代表蒋介石出访美国，他在记者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并答记者问，许多人均认为陈诚讲得恰到好处，唯独坐在贵宾席上的叶公超流露出不以为然和不耐烦的样子，使许多中国听众感到不舒服。叶公超对“反攻大陆”一事，也一直缺乏信心。有一次，“驻美大使”沈剑虹在同车途中问叶公超，若当局“反攻大陆”，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叶脱口而出说：“如果事先没有获得美方谅解，第七舰队会出动阻止我们。”这是一般政客不愿说出的得罪当局的话。这种“反攻须事先与美洽商”的危言，官方认为是“阻碍我方反攻”，有人建议应治叶公超“误国”之罪。可豪迈坦荡、言行无忌的叶公超认为，不说假话是“有道德勇气”的表现。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叶公超作品

正因为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他做“外长”时，正在进行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以陈诚为首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有一次，叶公超在与陈诚小酌时，竟劝陈停办此研究院。理由是这研究院是为官者的“终南捷径”，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要是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提此建议的。可“生性直”的叶公超实话实说，这自然引起了执政者的不快，认为他多管闲事。

叶公超常教育下属，“要有听而不轻信的辨别能力”。他打比方说：“有些人大唱反共八股，一开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崩溃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大陆了……你相信吗？”1958年8月金门炮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举行会谈，会谈后拟发表的《联合公报》稿上涉及“光复大陆”的段落，有“而非凭借武力”六字，有人建议叶公超去掉此句，以免使人误解台湾“光复大陆”的信心有所动摇，可叶公超就是不改，于是蒋介石单独召见叶公超要其作出解释，两人谈了许久，叶公超面色凝重地出来。这正为叶公超和蒋介石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叶公超担任外事部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一般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还有不收集照片和不写日记的习惯，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出“伟大成就”，用不着为自己“立传”做准备。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钱零用，要他的副官王宝仁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这是50年代初的事。到了70年代，即1973年10月，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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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批评文集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经国说情，蒋介石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机构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蒋经国聘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游归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鸿章原韵并和老外交家郭则生诗韵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怀诗：

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

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

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巇乱心坛。

叶公超传

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后作的七律诗，叶公超步韵不仅穿插了日本游客欲以重金购藏诗幅而未能如愿的轶事，而且表现了他晚年“归林倦鸟知安隐”的情怀。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这体现了叶公超晚年浓浓的乡愁和有家归不得的苦闷心情。

为了帮助叶公超度过落寞时光，梁实秋请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讲授现代英语诗，他碍于情面答应下来。可他宦游多年，对重返杏坛十分不适应，因而只教了一学期便拂袖而去。他还在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台大校长知道后按别人所进的谗言将其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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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风流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叶公超在台大和师大兼任教授时，当他讲到“秋天落叶落地的声音”，眉飞色舞并配以美妙的手势，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叶老师”争取一席红粉知己的地位。当然，这“红粉知己”也可作广义解释：如在叶公超挥毫作画时为其研墨，或陪“叶老师”在台北中山堂听《玉堂春》京剧。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又据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尤其是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的夫人玛丽，对“乔治叶”漂亮的英文书法爱不释手，无端也要写信给他，并对叶用英文爱称而不呼其名，其亲密程度可想而知。本来，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气雄豪者被海内外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叶公超奉命返台不许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许出台，连教书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部属多不敢探望。在客况萧条、人情冷暖且无家室之乐的情况下，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感到异常苦闷，曾要国民党在岛外办的《香港时报》的采访副主任于蘅打听认不认识以媒介色情为业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当于蘅在悼念叶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闻时，有人又打电话又写文章骂于蘅破坏了叶公超的形象。于答辩说，叶公超“是不拘小节的人，我写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衬托出叶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这样写，只在描绘出叶先生做人的诚恳、真实。唯诚与真，才能不朽”。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叶公超书法

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落寞的叶公超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认为信仰宗教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另还可勉劝人们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叶公超利用自己鉴赏文物的才能卖点古玩，还出售他的墨宝、兰竹。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托人请南洋著名侨领、新加坡胶业巨子李光前剪彩。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叶公超为了卖画糊口，也顾不上这些了。李光前鉴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托词不担任剪彩人，但答应由前来说项的赵世洵代他挑一张售价最贵的竹子由其买下了事。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