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景星学社社员

胡适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彊,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籍贯安徽省绩溪县,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景星学社社员。

宣统二年(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民国六年(1917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民国七年(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民国八年(1919年),出版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民国九年(1920年)2月,出版白话诗集《尝试集》。民国十一年(1922年),任《国学季刊》杂志编辑,创办《努力周报》杂志。民国十七年(1928年),出版论著《白话文学史》。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被聘为全国财政委员会委员,创办《独立评论》杂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被聘为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二十七至三十一年(1938—1942年),出任驻美大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25日,出席旧金山会议。民国三十五至三十七年(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前往美国。1952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同年,应邀返台讲学。1957年,始任“中研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目录

    1 基本信息 2 人物争议 3 人物评价

      基本信息

      中文名:胡适

      外文名:HuShi

      别名:胡嗣穈,胡洪骍,胡希疆;学名洪骍,字希彊、适之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出生日期:1891年12月17日(光绪十七年)

      逝世日期:1962年2月24日

      毕业院校: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职业: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代表作品:胡适论学近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白话文学史、说儒

      主要成就:北京大学校长景星学社社员新文化运动领袖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办《新青年》

      人物争议

      思想争议

      早在民国时期,对胡适思想的质疑之声便已存在,例如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  。

      1954年,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但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学术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依然根深蒂固,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按照胡适自己的话来说,等于号召重温他的著作,是在“铁幕里替他宣传他的思想” ,因此“我们的文化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并很快在随后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1954年9、10月间,《文史哲》《光明日报》先后刊发了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却相继遭到《文艺报》的“置之不理”和《人民日报》的“拒绝转载”,这就不得不引起当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毛泽东就此事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说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 ,转而将彻底批判的烈火,引向附着在俞平伯身上的“胡适的幽灵”。并进一步号召,“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揭示了发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对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巨大影响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因此,“批判俞平伯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就必然要联系到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

      10月27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指出要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本书和一个人,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的小范围,而应当从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提出从根本上清算胡适的唯心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严重斗争任务,应及早“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使这场批判运动有准备、有计划地从《〈红楼梦〉研究》向“胡适思想批判”过渡。

      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所以在后续的展开论述中,郭沫若,毫不客气地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如胡适之流才是最大的武断家”,并从根本上指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

      同时,这一时期,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会议,针对学术界《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界《文艺报》等刊物“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了严肃地讨论与批判。12月2日,在中科院院务委员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在古典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九个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胡适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地批判。12月8日,周扬、郭沫若、茅盾又依次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三篇著名的“战前动员” 。

      随即,中国大陆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135] 。在这场运动中,胡适的思想不仅受到了他的对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文章批判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的主张是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师生召开“控诉会”,俞平伯、顾颉刚、朱光潜等胡适的同事、学生都作了批判性发言。

      1954年12月2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依据先前毛泽东与其谈话的精神,对原来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提交中科院与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审核通过。这份经过修正的计划,将批判的主要目标聚焦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议定将从以下九个题目具体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工作。分别为:第一,以艾思奇为召集人,王若水、任继愈、李达、冯友兰、胡绳、何思敬、贺麟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哲学思想的批判,侧重点在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第二,以侯外庐为召集人,夏康农、汪子嵩、曾文经、黎澍、郑鹤声、荣孟源、潘梓年等为主力的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三,以范文澜为召集人,罗尔纲、翦伯赞、童书业、周一良、高亨、夏鼐、嵇文甫、白寿彝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历史观点的批判;第四,以冯友兰为召集人,金岳霖、侯外庐、汪毅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批判;第五,以黄药眠为召集人,陆侃如、游国恩、罗根泽、王瑶、蔡仪、曹道衡、钟敬文、王元化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文学思想的批判;第六,以何其芳为召集人,余冠英、褚斌杰、李长之、张毕米、林淡秋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第七,以尹达为召集人,陈炜谟、田余庆、潘允中、赵俪生、高亨、吴文祺、张志岳等为主力的,对胡适的考据的方法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第八,以张天翼为召集人,李希凡、蓝翎、钟洛、力扬、许之乔等为主力的,对《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探讨:第九,以聂绀驽为召集人,刘绶松、刘永济、老舍、胡念贻、吴小如等为主力的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此后55年至62年,学术界对胡适的批判和否定,除了新增对胡适的“反动的教育思想”、“唯心主义语言学”、以及戏剧观点等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越出以上周扬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划定的范围 [90] 。

      这一时期,在绝大多数“上恶谥、贴标签、画咒篆”,极尽谩骂、推衍之能事的批判文章中,胡适被从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等各个领域全面而粗暴地否定,并由此揭开了五十至七十年代,近三十年,胡适众叛亲离、“形灭神散”的个人形象史上最为黯淡的时期 [135] 。欧阳哲生曾在提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时写道:“在胡适研究中,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深思的话题……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学位争议

      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民国八年(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英国翻译家阿瑟·戴维·韦利: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胡适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必然能为一一个好外交家。

      文学家梁实秋: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学者、哲学家张中行: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学者季羡林:

      ①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②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③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徐宗勉:胡适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他的影响,虽然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因为他毕生着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正是这样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树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式,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素养的人。可以说,对于“五四”后中国民主力量的成长,胡适功不可没。

      学者唐德刚: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学者徐复观: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正因为他(指胡适)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学者王鼎钧: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我只能跟他学叙事说理,学不到抒情写景,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胡适是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人民日报》:他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对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深。负面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卖国有理的文化,都叫“买办文化”,或帝国主义文化、汉奸文化。买办文人胡适、汉奸文人周作人之流,就是推行“买办文化”的代表人物。

      革命家章太炎: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①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②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历史学家、文学家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学者唐德刚: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①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②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③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

      学者徐复观:①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②他是学术界的游惰之民。③胡适在学术思想上故步自封,不了解西方思想却又喜欢胡乱鼓吹,而且爱讲门面功夫。

      中性评价

      思想家、革命家陈独秀: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

      哲学家汤一介: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记者、学者熊培云: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胡适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与权力、政府对着干。他不是去当自由主义的烈士,他要渐进地改革,慢慢地调整。胡适的个性也是很温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国》时期,他可以少谈反对党,他只写过一篇关于反对党的文章,就是《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可是这一篇强调的是争取言论自由,他认为即使组织一个反对党出来,也是一个不以夺权为目标的反对党。胡适知道从事民主改革的风险,也知道蒋介石的底线。他必须踩着底线走,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争取最大的进步。“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胡适选择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组党和蒋介石对着干,他会很有顾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胡适作为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的信徒,他坚持西方特别是英美宪政文化中的理性、民主、法治、渐进、秩序这些价值在中国也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他对宪政问题投入的不仅仅是理智,而且也包含了他的感情和整个人生。唯其如此,胡适对宪政问题的体悟和探寻比其他人都深刻,提供的宪政价值和容量比其他人更多更完整。